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製，取所行一時之例為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曆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製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
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後屢詔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製，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製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從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為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廠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禦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禦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製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