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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班上來了一個插班生。個子很高，皮膚相對一個男生來講實在有些偏白。而且他看上去就知道很高傲，輕易不說句話，看人時要把眼睛要上揚四十五度角再從下方斜視過來。那時候不過都才十一二歲，張月就覺得他真是長了張不招人喜歡的臉。後來知道，他媽是學校新來的數學老師，原來他那種可以瞧不起人的優越感是來自身後一座強有力的靠山。老師把他排在了倒數第四座，而張月坐在最前排的位置，和他隔了三張課桌。他從不留意張月，下課後也不會和別人出去玩。張月也隻有在履行語文課代表的職責收作業時才能從他身邊正大光明地經過。
那個時候，張月就覺得那三張課桌的距離，就像是一生的長短。隔得太遠，總望不到。這麽一想張月小學時還真早熟。
他的字寫得很好看，整整齊齊的“四年三班”和“徐銘澤”七個字上下一連，總有種遊龍戲鳳的感覺。張月也曾模仿他的字跡偷偷練習過，沒有遊龍戲鳳，倒練成了張牙舞爪。
突然星期五下午的音樂課，音樂老師將大家從教室領到了演播室。要兩人一組，表演音樂書上的《鈴兒響叮當》。必須男女配對，還要手牽手跳舞。那時候大家都對性別有了意識，雖有不滿，也隻能照行。來了半個月還沒有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徐銘澤將目光在人群裏左看右看巡視了一圈，最後停留在了張月身上。想來張月可能是長了一張看上去比較好說話的臉，他就走過來，勉強扯了下嘴角一笑，他一直不知道張月的名字，就說：“那個誰，你……你和我一組行不行。”
“行啊。”張月當時沒有猶豫地就點了頭，後來糾正他一句：“可張月不是‘那個誰’，我叫張月。”
他就笑了。眼睛一彎，像是兩潭小小的清澈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