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修采並不是第一個跑來重慶向鄧名訴苦的，不久前於佑明聯合其他浙江將領已經派人跟著空船返回，狠狠告了劉晉戈一狀，同時也說了不少熊蘭的壞話。當時鄧名正在忙於尋找戰機，準備追擊撤退的李國英，因此沒有時間安撫浙江派，還問他們為何不向提刑衙門申訴。
這個答案當然不能讓浙江派滿意，使者們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劉晉戈是刎頸之交——聽說當初劉晉戈在東川府負傷，正是袁象照顧了他一路，稱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這就是我讓劉晉戈辦事，而讓袁象負責提刑的原因！如果反過來的話，無論袁象幹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劉晉戈都會裝看不見。”鄧名在心裏說道，不過這句話萬萬不能從自己嘴中吐露出來，隻能好言安慰這些使者一番，稱袁象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品德高尚、主持正義，讓他們先設法去與提刑衙門溝通，如果等鄧名回到成都時還沒有解決問題，他當然會親自過問。
等見到秦修采後，鄧名才感覺到成都的問題比他想象得嚴重。成都百廢待興，對各種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隻是因為百姓極端貧困所以工商業才持續萎靡。鄧名設計出欠條來替代貨幣，也有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意圖。據鄧名的理解，信用貨幣和銀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榮為保證，以渡過今天的難關——創造出明天的繁榮景象。
得知劉晉戈多收了很多糧食，鄧名在最初生氣過後，很快就發現劉晉戈反倒是創造了一個良機，正好可以名正言順地推廣紙幣——如果沒有劉晉戈的擅自征稅，還真沒有什麽好辦法說服百姓用糧食交換欠條——從這點上來說，劉晉戈倒是紙幣改革的大功臣。
離開成都前，成都的工商業已經因為貨幣的刺激而出現發展的苗頭，鄧名當然不願意這個情況被逆轉。信用貨幣是用未來的繁榮為抵押的，這筆欠賬不但要還，更要付利息，如果未來沒有繁榮，這麽一大筆債是沒法還上的，工商業也會被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