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作為一個貿易港口的漫長曆史始於明穆宗隆慶年間（公元1570年），當初主要是作為葡萄牙、西班牙傳教士傳入歐洲文化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輻射範圍也隻有西九州的一部分，並不能跟平戶、堺港等外國商人廣泛抵達的主要港口相提並論。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小港，隨著德川幕府在日本寬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頒布鎖國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與到訪的中國、荷蘭商人實施貿易的對外開放窗口，並因此而日趨繁榮起來。不過由於路程的遙遠以及鎖國令的限製，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訪長崎的荷蘭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來長崎交易的中國商船才是日本對外貿易的主體---根據平戶英國商館和平戶、長崎荷蘭商館的日記作為參考依據，十七世紀上半葉，平均每年抵達長崎的中國商船約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這種廣泛的中日貿易在清廷控製整個中國後，特別是鼇拜下令實施五省遷界的政策以後出現了逐年下滑的趨勢，到了永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達長崎的中國商船更是銳減到全年隻有十艘（注：全部來自東寧）。
“這一次運來的生絲計三十擔，雪糖一百二十擔，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檳榔三千斤、蘇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鳥銃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領、鯊魚皮五百張、鯤皮一百五十張、虎蹲炮一門、紅夷炮一門。”
“這一次的武器好像多了一點。”要不是因為田川次郎左衛門背後站著東寧鄭氏，否則這位來自絲割符仲間（絲綢購銷行會，由京都、堺、長崎、江戶、大阪的豪商組成）的大阪商人根本不會用正眼敲他一下，不過饒是如此，這位牛B哄哄的大商人還是用日本慣有的腹議說出了對生絲數量不足的不滿。
“沒有辦法，東寧已經一年不下雨了，桑樹死了很多。”五十六歲的田川七左衛門慢吞吞的回答著。“要是再不下雨，來年怕是連一擔絲都沒有了。”這個消息讓其他幾位在場的絲割符仲間的代表臉色凝重。“請幾位給今年的生絲訂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