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是有組織性的，因為組織性，讓我們的社會發展效率超越了世間一切生物。但是要維持這個組織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來維持的。這部分人在現代社會中是管理者同時也是脫產著。以現在的士兵為例，除了戰鬥士兵一般不參加一線生產，士兵就是脫產者。一個純農業時代北方的不滿千人的村莊可以出兵五十人。這已經到達極限。任何一個壯勞動力在農村都是非常寶貴的。
可見在農業時代一個村莊可養的脫產者是有限的。而社會管理者，也就是村莊裏要慎重對待的小官吏，也是脫產者，我們工農黨紮根在村莊的管理者是有村莊本地人選舉，以及農業學院委任分配的。參與管理，平時下地幹農活。但是並不脫產。我們真正的脫產管理者，應該是在鄉一級別。負責調配進入鄉村的工業品與鄉村的農業產品交換。在數字上我們縣基層脫產管理人員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但是我們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
因為要算脫產者還要算另一部分人，士族。自明朝科舉開始，每個村莊就都興文風。一個男子如果考上了舉人，對村莊的意義要大於十個幾壯年勞動力。因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稅。可以在政府組織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麵，有所偏袒。這個階層打著不與民爭利的旗號，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讓渡地方上的管理權力，卻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權力。於是他們進行了第二個步驟，兼並土地收取地租。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江南地區部分達到七成，這麽多財富，讓士族日益壯大的家族可以脫產。這裏的脫產不僅僅是讓士族不用幹活，而是可以購買大量的丫鬟仆人脫產伺候他們雇傭家丁習武保護他們。
然而這一部分脫產人口對於整個社會是毫無意義的。女子繡花，縫衣服，泡茶，一天所勞動的活僅僅是讓身為老爺的地方管理者更舒適，有時候甚至為了更有麵子的禮數。可是如果是在工業社會中，這位女子進入紡織廠，一天勞動生產的布匹，卻可以讓一百個人有衣服減少多餘的身體熱量消耗，讓這一百個人將更多的體力，投入生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