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十一月的一天，天氣晴朗。湯普森醫生和總警督賈普前來通告波洛關於亞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一案的法院訴訟程序的結果。
波洛自己則由於支氣管輕微受涼，使他無法參加。幸運的是，他沒有讓我一起去。
“決定提審，”賈普說，“就是那樣。”
“這不是挺不尋常的嗎？”我問道，“在這個階段進行辯護？我原以為獄中犯人總是保留辯護權的。”
“這可是正常的程序，”賈普說，“我設想，年輕的盧卡斯認為他可以突擊辦理。我要說，他是個裁定員。精神時常是唯一可能的辯護理由。”
波洛聳了聳肩。
“如果是精神失常，就會被宣判無罪。在國王在位期間，囚禁很少能好過死刑。”
“我猜想，盧卡斯認為可能會有機會，”賈普說，“因為隻要有那人在貝克斯希爾謀殺案中不在現場的確鑿證據，整個案件就可能變得證據不充分。我認為他還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案子是多麽的證據充分。他是個年輕人，他想在公眾麵前露露臉。”
波洛轉向湯普森。
“你有什麽看法，醫生？”
“對卡斯特嗎？說心裏話，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好。他扮演那個神誌清醒的人非常出色。當然，他是個癲癇病人。”
“這是個多麽令人驚奇的結局。”我說道。
“他正好在發病的時候，跌進了安多弗的警察局？是的，這是這場戲劇的合適而富有戲劇性的結尾。ABC 總是恰到好處。”
“有沒有可能犯了罪卻不清楚自己的罪行？”我問道。“他是否犯罪看起來倒有點真實的意思。”
湯普森醫生笑了笑。
“你不該被那種‘我可以向上帝起誓’的戲劇式的裝腔作勢而蒙騙。我認為，卡斯特很清楚他自己幹了那些謀殺案。”
“那些否認的言辭通常是激烈的。”賈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