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寒冷的北中國，中蘇邊境漫長國境線兩側戰雲密布，雙方集結了包括最精銳的摩托化師團和坦克、導彈部隊，一場兩百萬軍隊的豪賭似乎一觸即發。
三月，‘珍寶島戰役’打響；這場以營連建製為單位的地區衝突，由於發生在兩個超級大國都做好了大戰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因此被認為是二戰後朝鮮停戰以來最有可能成為新一輪世界大戰導火索的戰役。戰局牽一發動全身，直至最後一刻蘇聯的戰爭狂人們才終於放棄了這一危險想法，而真實的原因卻仍充滿疑團……
時光倒回一年前1968年8月，總參三部技術人員利用特殊偵察手段，獲知了蘇聯軍方的一項絕密計劃。（這項計劃後來曾被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詳細內容如下：“據可靠消息，蘇聯打算運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九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及北京等重要城市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總參領導深知這一情報意義重大。由於當時美國正深陷越戰泥潭，國際間力量均衡被暫時打破，促使早就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另一超級大國蠢蠢欲動。而蘇聯遲遲不敢發動戰爭的顧慮之一，正是因為盡管當時我事現代化程度遠遠落後，但已經有了一支起決定意義的戰略核威懾力量（二炮）。
如果羅布泊受到打擊，中國失去寶貴的核力量，將使整個戰略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如何在蘇聯“第一波核打擊”後，保存中國的戰略核力量？這一迫在眉睫的戰略課題，擺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麵前。
“最危險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
時任國防科工委某研究所領導，建國初從海外歸國的著名科學家孫元霖教授。臨危受命被緊急調往黑龍江負責一項絕密軍事工程。臨行前他帶上了自己的得意門生童子川和總參三部的技術員殷澗鳴這兩個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