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縱觀《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以及以後同英法聯軍簽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前四約不過是不平等條約的濫觴，後麵可謂是不平等條約的大成。此前的不平等條款，如協定關稅及領事裁判權等，完全是由於我們的無知而自動放棄。到《天津條約》，外國人才有意把已得的特權變為義務。在這一過程中，隨著中國同西方外交關係的深入，新鮮事物不斷湧入，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步伐也在加快。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同外國的交往日益增多，清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沒有國旗，也沒有國歌，隻有象征皇權的黃龍旗。1889年，張蔭桓出使國外，請求朝廷定長方形黃色龍旗為國旗。1896年，李鴻章作為外交特使，出使西歐和俄國，在歡迎會上，按照國際慣例要演奏主、賓兩國國歌，李鴻章靈光一閃，臨時想出一首唐朝人的七絕詩，以充國歌。歌詞讓人很無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在不斷的交流與撞擊中，中國將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變。
在此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中國主權遭到破壞，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自給自足的經濟逐步解體。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裏麵，成為提供市場和原材料的一方。
社會性質的變化引發社會矛盾變化。由地主和農民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近現代史基本上都是這樣，隻要一有外敵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後時刻都能凝聚在一起，“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團結在一起一塊兒幹，而敵人隻要一打跑，內部矛盾就上升為主要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