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線是非決定國運(1/3)
這裏，再重複幾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因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員，推行比“立三路線”還“左”的錯誤路線。
顧順章、向忠發和盧福坦先後被捕叛變，臨時中央被迫陸續轉移。王明暫時主持了幾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歲的博古（四中全會前也不是中央委員）總負責，自己掛上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牌子赴蘇聯。在共產國際大會上，王明被選為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公布名單時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總書記）、台爾曼（德國共產黨總書記、共產國際書記）等七位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頭像並排上了《真理報》，可謂“炙手可熱勢絕倫”，身價百倍。
1937年11月，離國六年的王明，代表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儼然成了天上掉下來（毛澤東當時說“喜從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同樣是他，過去是極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劉少奇語），猛然轉到右的“兩個一切”。拿現在話說，大家都懵圈兒了，就任命王明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接著，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作報告否定毛澤東及洛川會議方針，毛處境異常困難。似是而非多顛倒，真偽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發。
劉少奇深知共產國際和王明就裏，站在毛澤東一邊，以華北的抗日**和國民黨的不可靠反駁王明。因此，父親再度被冠以“老機”（老機會主義）遭到圍攻。王明點名批劉“過分強調獨立自主”、過分強調遊擊戰爭的作用、遊擊戰爭“小冊子提的太多”，明確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為“不能允許的行動”，“對戰爭的估計是失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