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旋轉中的命運(1/3)
在現今的中國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宗族的複興已經是一個潮流，修族譜、建祠堂的熱鬧，連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也卷了進去，不僅樂此不疲，而且帶著莫名的興奮。雖說跟從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條河，連祠堂門外的狗都不是那條狗了，但畢竟族譜修了（而且印製成冊，出版發行），祠堂蓋了，祖宗牌位供起來了，甚至連族長都選出來了。
對待宗族的態度，國內學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原來一提到宗族複興，言裏言外，多少有點“沉渣泛起”的意思，總是習慣用“把持”、“幹擾”這種詞來形容宗族的作為（在談及村民選舉時尤其如此）。現在除了少數立場特別堅定的人之外，多數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會整合、社區建設和公共產品的提供等方麵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開的有關宗族的學術討論會上，美籍華人學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學方式，證明了在同樣的經濟文化條件下，有宗族的村莊和沒有宗族的村莊，其公共設施存在很大的差別。可在國內學者看來，這已經是常識了。當然，這的確是常識，在中國古代的相關著述和國外有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論述裏，中國的宗族就是幹這個的，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壓迫”之類的醜惡。應該說，複興之後的宗族，在興辦公益方麵已經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還是保留了下來。這是每個肯下去調查的人，隻要不帶偏見，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識雖是常識，讓學者回歸常識，需要經過很長一段路。
1949年以來，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確的被打擊對象。族長即使沒有多少田產，也要被劃為“公堂地主”，打入階級敵人行列。土改過後，宗族組織被判定為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概強行解散。新建立的農村組織，是以階級為標準劃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舊社會組織的命，或者說，就是要打破農村血緣和地緣的舊日紐帶。在改革開放前，如果有農村幹部敢修複祠堂，恢複祖宗牌位，輕則丟官，重則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就有壓迫束縛農民的“四大繩索”之說，族權就是其中之一。蘇維埃時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時，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長如果不趕緊跑的話，多半命是要丟的。1930年，李立三當家，硬要全國的黨員發動暴動，江蘇農村的黨員被逼急了，滑頭一點兒的半夜到祠堂裏把祖宗牌位偷出來，丟到茅坑裏，老實的幹脆一條繩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長家門口，都算是暴動了。看來，基層農民黨員，很自動地就把鬥爭的目標指向了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