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張鳴說曆史:重說中國國民性

§傀儡“二分法”

§傀儡“二分法”(1/3)

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基本上在照著史書抄,所以演義的後半部分,基本上等於《三國誌》,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隻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致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麵,前朝的漢獻帝已經作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於是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仆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麽呢?隻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麽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兒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