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佛教史(1/3)
一、魏晉佛教史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而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1]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係統地融和、開展，故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
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朱士行[2]曾於洛陽開講《道行般若經》，並以“諸未盡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在譯事方麵，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曇柯迦羅譯有《僧祇戒心》、曇無諦譯出《曇無德羯磨》，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吳代建業的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3]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係，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乃《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係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4]，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侶，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最具代表的譯著為《六度集經》，孫權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竺法護[5]為當時的代表，所譯經典有《光讚般若》、《維摩》、《寶積》、《涅槃》、《法華》等各部類經，對於大乘佛教的開展，影響甚巨。其中，《正法華經》的譯介，使觀音信仰普及於民間，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