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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佩爾很識趣地沒有追問美國人為什麽還會登陸這件事，他是個聰明人，在已掌握經濟大權的情況下再插手政治或者軍事是極其不明智的，在外人眼裏會被看做是試圖攫取最高權力——他現在的位置已經夠樹大招風了，不過必要的勸告他必須要提出：“雖然在不影響軍隊擴充的條件下軍事工業產出與動員人數能進一步擴展，可消費工業的水平下降很多，萬一控製區域發生變化，會對民眾造成不良影響。”
霍夫曼知道所謂“不良影響”是什麽意思，一旦生活困頓到重演一戰後期的故事，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支持就會迅速下降，甚至可能形成反戰運動——這是一戰德國失敗的主要原因，遠在軍事失利之前，德國政府已經在經濟、民生和社會控製上失利了。
即便有過動搖和迷茫，但在“一切為了打贏”的目標麵前，霍夫曼隻能硬起心腸在軍國主義這條道路上走到黑了，他對施佩爾道：“你要對人民忍耐的水平有一個正確估計，這一代都是受過《凡爾賽條約》屈辱並挨過餓的，特別是軍隊普通家庭出身的士兵，大多對自己幼年時期的痛苦有深刻印象，有這種民族感情做為支撐，他們不會輕易放棄我們，但有兩點必須牢記，第一是不能放過政治異議分子，他們是整個民族肌體上的毒瘤，無論他們說得多麽動聽都不能掩蓋腐蝕民眾思想這個事實，再正確的話在不恰當的時間與場合說就是絕對錯誤——這個問題我交給了希姆萊和鮑曼；第二是嚴格建立科學合理的供應與保障體係，這在軍事上是我們打贏的保障，在社會上是我們鞏固政權的基礎，無論配給製度怎麽嚴格、苛刻。都必須做到絕對公平——這個問題我交給你和戈培爾博士負責。”
“我明白了。”
“放鬆點……”霍夫曼拍拍他的肩膀，“我們未來的路還很長，比這挑戰更大的困難都挺過來了。這點考驗還難不倒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