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李釗這個人，隻要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對他的評價都會很複雜，甚至可以說，從這部影片的表現看來，沒有李釗，就沒有葉問。
李釗從整個故事來看，對他的定義很是複雜，正如葉問在被他救回家藏在他家中之後，看著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臉腫，還買了衣服給他們的李釗，葉問握著他的手說的：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麽好。
李釗這個人很會往上爬，而且爬得很好，不管是在民國時期，他能爬到巡警隊長的位置還是在佛山被小日本侵略占領後，他能爬到做三蒲跟前的翻譯官，這都是一種本事；
李釗也很小人得誌，以權淩人，不管是做巡警的時候拔槍顯擺還是做日本翻譯官的時候做為日軍的傳聲筒，他仍是一幅小人得誌，洋洋自得的嘴臉；
李釗也很靈活、圓滑，兩次充當葉問與三蒲對話的翻譯，是他的圓滑得以保全了葉問的性命，在葉問不管是第一次再打贏十個人後，三蒲問他叫什麽，他卻說出“我隻是一個中國人”還是第二次在棉花廠被抓，三蒲讓他教日本人中國功夫，他卻說出“我不會教日本人功夫的”時候，若不是他的靈活，葉問早就死了，沒戲唱了；
李釗還很重義，雖然他表現出許多小人的特質，但他至始至終都沒有害過一個人。在做巡警隊長的時候，盡管恃權淩人，但是也隻是為了維護一種安保秩序，這是他的職責；盡管做為日本人的翻譯，但不管是武癡林的死還是廖師傅被槍殺，其實都與他無關，也數次幫助葉問脫險，其中兩次沒讓葉問的言語激怒日軍，一次冒著全家的安全將葉問藏在自己家中，一次阻止佐藤槍殺葉問，最後反而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暴打而死；
李釗還很能忍，被毒打也沒有透露出葉問的任何消息。屈辱的充當日本人的翻譯，背後卻是有著一個殘破無力的家庭需要他照顧，年老的父母、殘疾的哥哥、年幼的弟妹，就像他被葉問打過之後說的“他們的死關我什麽事？我隻是個翻譯，我不用吃飯啊？我也是要吃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