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時，所謂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織婦。
在官營手工業為主流的時代，私營手工業者很少，管理起來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麽手工業品，直接由官營的工商食官負責。從車輪弓箭到銅錫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專門的匠人負責製造。
隻是隨著這種製度逐漸解體，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在大城市出現了不少的私營手工業者。
適的哥哥就屬於典型的私營手工業，不受直接管轄，但還需要繳納各種賦稅。沒有授田權，原本也沒有從軍權，但從幾十年前戰爭規模擴大後，手工業者也需要服軍役了。
這對各國的施政者是個很大的考驗，舊時代的製度無法照搬，新時代的製度還未完善。管理和稅收，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時代的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邊井田村社上的農產品發展出來的，將社會剩餘財富集中於城市。
手工業者的出現，各國的道路建設，貨幣出現和剩餘產品交換，讓城市終於從專職的統治城堡變為了真正的城市。
但隨之而來的新問題也出現了。手工業有利可圖的時候，大量的人“變業”，從農夫變為了手工業者和商人。
這個問題在五霸之時，就已經出現，所以各國才希望“父子相繼、世代從業”。
一方麵因為戰爭需要大量的農夫。
另一方麵也是因為私營手工業者不是很好管理。稅收、軍賦、軍役、勞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的農夫管起來容易。
管理自耕農和手工業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的執政水平，管理授田製農夫則不需要那麽高的水平和那麽多官吏。
宋國沒有那樣全麵管理的才能，因而對各種手工業者收貨幣稅的同時，又收以實物軍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