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方大員，李鴻章要出使花旗國那可是大清立國以來的第一遭。
哪怕有奕訁斤的全力支持，事情也是極其難辦的。
這個時代，最坑爹的清流派雖然還沒有完全成型，但洋務派同樣勢力單薄，受到老牌官僚的反對。
內閣大學士倭仁與奕訁斤大唱對台戲，曰：“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指責奕訁斤和李鴻章以夷為師，乃是名教之恥。
倭仁是理學名家，在士人中擁有崇高聲望，他的表態，引起朝野強烈反響，一時非議如潮。
甚至坊間還有儒林仕子譏笑鬼子六與李巡撫乃是：“孔門弟子，鬼穀先生”（以鬼喻洋人），把李鴻章的使團譏為“鬼使”。
最終還是曾國藩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出來為兩人辯駁，“夫學問，本孔孟為尊，然西人艦炮若不察，則兵戎有失，宜以孔孟為道，西學為器。”
曾國藩如今立下保存名教的赫赫大功，說是半步聖人也不為過，他的話，儒林之中無人敢於反駁。
更何況曾國藩說得也很清楚，孔孟為尊，為道，西學隻是器。
“器”是個什麽東西？不過是手段而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君子不器，說的便是這個道理。
因此，也就是說，出去留學的學子，不過是匠人之身而已，而非“君子”，與諸位高談闊論的仕子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人，自然也沒有阻攔的必要了。
曾國藩的說法，比起日後張香帥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加保守一些，也更符合這個時代儒林的認知一些。
背上了“鬼使”的罵名，李鴻章隻能搖頭苦笑，此時的他還不是日後黑鍋滿身的裱糊匠，心態還沒有那麽好。
要不是奕訁斤一再支持，加上“花旗國”那邊允諾解決軍艦之事，李鴻章都要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