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圍繞著聖上的心思，江南商會眾人已經進行了數天的研究討論，連年都沒過好。
“三十稅一雖是太祖所定，但聖上似有意更改。加征是肯定的，隻是不知道要加到多少？”
“這正是為難之處。說多了，日後恐怕虧本；說少了，龍顏不悅，後果嚴重。”
唐默放下茶杯，稍顯無奈地說道：“隻說加征，不說具體數額，待聖上最後決定也就是了。”
眾人麵麵相覷，都苦笑點頭，表示可以先這麽糊弄。
其實，加征是肯定的，但朱由校還真不會加征太多。因為，明朝中後期的商稅收得太少，跟三十稅一的關係並不象想的那麽大。
該征的不征，偷稅漏稅嚴重，才是最大的問題。這與士紳地主隱漏錢糧，升鬥小民承受重負是差不多的道理。
當然，太祖所定的商業政策也有很大問題，或者說是已時過境遷，不適合現在的社會經濟情況。
建國之初，商業活動經受戰亂，很是蕭條。
所以，朱元璋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三十稅一’，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364處，使商稅較元末大大簡約。
在明朝前期，這樣的政策確實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工商業已經繁榮起來，皇權（包括太監、後宮、藩王）、官權、紳權也紛紛介入，稅收流失就成了大問題。
在後世人看來，攔路收費總有那麽點敲詐勒索的惡霸意味。可你看到整個大明的商稅收入，以及征稅關卡的數量，就會覺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打個比方，在後世的省、市、縣，甚至是區，都有稅務局，數量有多少，反正很多很多。
但在大明呢，早期還有四百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十七世紀早期僅存一百一十二個。
為什麽本來就少，後來就更少上加少了呢？原因也很簡單，無利可圖不說，還得朝廷倒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