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千束翻出嶄新的藏藍色警服,用熨鬥反複熨平後換上。一頭烏發盤在腦後，她莊重地扣上領口最後一顆扣子，拎起地上的箱子直奔警視廳。
警視廳的對外階梯式會議室內坐滿了黑壓壓的人群,拍照時亮起的閃光點刺得井上千束直眯眼。房間角落站著背手維持秩序的警察,搜查一課長官鬆本清長則隨同井上千束一起坐上講台。
“首先,”井上千束清了清嗓子，正式向麵前的記者道：“是關於我的身世。”
井上千束故意稍作停頓,拉足了氣氛，才拎起被她一同帶來的公文包打開翻找起來。
她展開一份泛黃的A4紙：“24年前，還隻是繈褓的我被好心人撿走送醫，這是當時的警視廳接警記錄。”
說罷,她把接警記錄從左至右緩緩公示向台下的記者。為防止看不清紙上的內容，她甚至事先掃印進電腦裏，以圖片的方式展示在身後的大屏幕上。
快門聲響個不停，閃光燈從各個方向亮起，所有記者都怕自己會漏掉重要信息,痛失明日頭條。
“而這,”井上千束拎出第二份文件,是一份從圖書館借來的二十多年前的報紙：“是當年那位撿到我的好心人所刊登的尋人啟事。”
被儲存了二十餘年的報紙已經發硬變脆，像稍用力就會折成兩片的薄脆餅。井上千束用戴著白手套的手指虛指向報紙次頁：“如你們所見,這份尋人啟事刊登了一周之久,但無人前往醫院認領我。所以我有理由認為當年我是遭人遺棄。”
“這是我的收養證明,我是在鄉下被一位姓井上的阿婆照顧長大，她是我唯一的親人。阿婆去世後,我被接到東京由烏丸集團資助生活。養恩大過生恩,對我而言,阿婆和烏丸集團才是我的家人。”
“無論我的親生父母之間曾發生過什麽都與我無關,我隻是一個險些死在垃圾桶裏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