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度路利將軍閣下：
感謝您遙遠的問候，我們在遙遠的東方的一切都很好。
在過去這一年，我們東印度公司與清帝國的生意遠超過去的年歲，一年之中的交易額達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這樣的成績，是以前所不能達到的，將會給我們大英帝國帶來更多的絲綢、瓷器以及茶葉。隻是非常可惜，我們所期待改變的貿易逆差至今未能改變，哪怕是我們已經通過部分中國官員，輸入了相當數量的鴉片，也依然未能改變這一現狀。
在與中國商人的交易之中，我們主要通過清政府朝廷所批準的十三家——哦，不對，現在隻剩下九家了，但廣州人仍然習慣於稱之為‘十三行’的——商行進行。這九家商行大部分位於廣州灣的白鵝潭附近，這裏是我們停泊的港口，我們居住地地方也在此處。
不得不抱怨一聲，我們在廣州灣這裏居住的地方受到了十分嚴厲的限製，至今為止我們甚至不被允許進入城市，隻能在郊區靠海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我們甚至不被批準學習中國話，曾經有一個中國人由於教外國人中國話，而被滿清皇帝處以死刑。這種不利的處境，實在希望有一天大英帝國能夠改變它。
上述所說的那九家商行經過乾隆皇帝的特批，才準予和我們東印度公司進行交易，乾隆皇帝至少在表麵上似乎並不在意與我們交易所得的白銀，隻是以一種施舍的態度出具這九家交易的準許。
乾隆皇帝的這種態度是由於中國的物產極勝而來的，中國人日常所需已經由中國自己生產所供足，甚至還有結餘，我們東印度公司所提供的白銀也隻是充填一部分本就充盈的國庫，對乾隆皇帝而言這點錢幾乎是不值一提的。
中國所占地區廣大，各種產品豐富得眼花繚亂。我們英國人所喜愛的瓷器與絲綢，多數是江南地區盛產的，江浙地區與景德鎮市在這方麵久有盛名，至於茶葉，則福建、安徽兩省出產的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