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那期體育周報裏，最吸引人的並不是發布在頭版的《化碟》，而是在第二版肖軍撰寫的另外一篇題為《體育傳媒的良知》的文章。
他在文中寫道：“……在中國足球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好的苗子不是沒有，但是往往就會被扼殺在搖籃中，這固然與我們的體製、環境有關，但是我們體育媒體是否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呢？表現好的時候就天花亂墜，稍微出現了什麽挫折就開始大肆歎息，無論捧殺還是棒殺都是不可取的，裴煒，無疑是中國足球二十年才出一個的天才（這句話絕對沒有誇張的成分，隻要看他現在在歐洲所取得的成績就絕對是近二十年來任何一名中國球員都沒有取得的），他很幸運，十四歲就去了國外，在那裏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是整個中國足球界的榮耀，一個沒有天才的民族是一個不幸的民族，但是有了天才卻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就是一個悲哀的民族！看看吧，在裴煒遭到一點挫折的時候，我們的媒體並沒有給予我們這名國寶級的足球運動員任何的幫助和鼓勵，還有某些媒體和記者為了發行量不但沒有雪中送炭，而是發表一些嘩眾取寵、完全失實的報道，這是對待一個在國外努力奮鬥，為中國足球爭光的小夥子所應該有的做法嗎？對於那些毫無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所應有的職業操守的人，我們不得不問一句：你們這樣做到底是居心何在？不客氣的說，那段時間登載過那樣文章的報紙更象是一張來自日本或者韓國的報紙……”
肖軍犀利的文筆和咄咄逼人的文風使得這篇文章成了一篇檄文，劍鋒直指另外兩家和體育周報齊名的著名報紙，那兩家報紙和足協的關係非常密切，經常為足協的一些作為辯解，而體育周報則不同，這家在96年還隻有不到三十萬發行量的周報通過五年來的不懈努力和公正的態度已經發展成了一家發行量超過五百萬份的超級媒體，這張報紙以敢說敢做而著名，經常直言足協之非，尤其肖軍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這篇文章繼承了他一貫的風格，也在球迷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