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親愛的，這個月9號，我要和你父親去參加皮耶羅·狄德力希法官的晚宴，你來嗎？”
母親告知我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打算和朋友們前往西國的紅湖度假，每年九月份，從北方南遷至紅湖的天鵝群是一大盛景，我們還帶足了獵槍彈藥，準備去高原上獵鹿。
“太麻煩，我不去了。”我說。
“你和你的朋友們有的是時間聚會，但大法官舉辦的晚宴一年才有一次，今年宴會上有很多政府新貴，都是葳蕤黨高官。”
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父母從不強迫我做什麽，他們隻是告知利弊，讓你自己做選擇，當然有什麽後果也隻能自己承擔。
我隻得放下行李，打電話通知朋友們，我將晚些和他們碰麵，然後吩咐裁縫做新禮服。
裁縫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總是帶著水晶眼鏡，說話溫文有禮，他已經為我家服務了幾十年，彼此還算熟稔，所以跪在腳下為我量身的時候，試探地說了一句：“少爺您又長壯了，兩個月前定做的那身禮服不合身了吧。”
“非常合身，隻是媽媽反感我穿相同款式的禮服出席不同的宴會，我都不知道她是怎麽注意到的。”
“女士們的眼光都是很敏銳的。”
“她們該把八卦男人穿什麽的時間放到別的事情上。”
和平飯店在去年重新裝修了，整個建築在夜色中顯得耀眼輝煌，格外醒目莊嚴，我跟在父母身後，並挽著我今晚的女伴戴安娜·特裏斯小姐。她是媽媽建議我邀請的一位閨秀，媽媽認為如果我向她求婚，那將是一個非常理智的選擇。但很遺憾，我對這位戴安娜小姐的興趣還不如對飯後甜點裏的水果多，吃與不吃都無所謂，她有著平凡無奇的臉，平凡無奇的性格，以及平凡無奇的思想，有時候還有點心胸狹隘，尖酸刻薄，不過她父親是新上任的財政大臣，這一點足以彌補全部的平凡和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