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具體生活和現實的白奇，言語更加的犀利，話語之中的可信度似乎也比第五正那種寬泛的美好幻想來得更加的真實一些。
在一個具體的衝突環境之中，廣場舞大媽的擾民行為就是缺乏公德心的舉動，某位小區居民的仇殺舉動，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之中，似乎也隻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義憤舉動。
正是因為一名普通人被生活的重壓給脅迫得不能輕易發生改變，所以他也隻能強行忍受不利環境的煎熬，就算最終的凶殺結果顯得十分的駭人聽聞，這似乎也隻是一個被注定好的結局。
若是再帶入到白奇所言明的物質欲望環境，身為一個普通人的第五正，若真處於這樣的壓抑環境之中，或許同樣也會走向那個帶著隆重悲傷氛圍的極端結局。
又或者，是某個小群體願意看到的極端。
第五正是親自走完廣場舞失蹤案的警察，他知道其中的所有因果緣由，其中的故事似乎比白奇所設想的要更加的豐富多彩一些。
廣場舞失蹤案的主角慧娟肯定已經死亡了，殺他的卻不是與她平日有仇的鄰居，而是一個短期租住在這裏的小主播。
若說慧娟和附近居民之間的矛盾，就是一起嚴重的道德失衡案件，那麽小主播突然插入進來的凶殺行為，似乎也滿足了被擾民小團體的本質訴求。
這個小主播的行為本身，雖然並不一定具備什麽懲罰或淨化的主觀意願在裏麵，但是卻和犯罪集團的主觀意願無限的重合。
你說這是犯罪集團刻意為之的一起社會悲劇，又或者僅僅隻是一個十分巧合的間接殺人案件，但這樣的場景，似乎都在不斷的提醒著第五正一個非常樸素的道理。
當一場嚴重的道德衝突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被侵害的這個小團體，在不能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的前提下，要麽自己動手，造成一起嚴重的社會傷害事件，要麽就會祈求有其他突發事件發生，替他們來懲罰哪些具備嚴重道德失衡行為，卻不會受到法律製裁的囂張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