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燦正是嚐到了當年招安鄭芝龍的甜頭，被調到中原追剿流賊時也想著招安張獻忠，可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流賊的行事風格與海盜大為不同。
鄭芝龍需要借助大明的各種貨物與日本以及荷蘭人貿易，所以心甘情願當大明的順民，並從中撈足好處。
張獻忠的野心和對大明的仇恨，在長達十幾年的流竄中膨脹到無法抑製，所以他降而複叛，連累熊文燦被逮捕入獄。
“海貿的巨大利益並非一直屬於閩人，需知幾十年前，海貿還是浙人的天下。”李毅站在浙人的角度發著感慨。
“唉，當年如果不是海商惹禍上身，導致東南沿海皆遭倭人侵襲，又怎會有今日閩人專享其利。”許都不知道李毅為何要說到這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嘉靖東南倭寇之亂，本就是因為江浙的海商勾結倭寇而起，後來戚繼光和俞大猷平定倭患，大明開始禁絕海貿，片船不得下海，寧波府的雙嶼島從繁榮變得蕭條。
隆慶年間，因閩人走私不絕，福建巡撫許孚遠奏請開放漳州月港海貿，變堵為疏，從此閩人在海貿中一枝獨秀。
浙江與大明的稅賦重地太近，朝廷擔心放開海貿後誘發禍患，封禁之命一直不鬆。
此消彼長，閩人走私愈演愈烈，早就不限於月港一地，鄭氏借此富可敵國。
浙江也有些窮困之徒下海為盜，但終究成不了大氣候，閩人鄉族情節很重，下海後大多抱團行事，浙人走私被排斥在外。
浙人往閩地走船，不但要給鄭氏繳納稅金，還要隨時麵臨海盜侵擾的危險，賠本買賣時常出現，甚至葬身魚腹。
久而久之，浙人出海的就少了。
海貿勢力的變遷無疑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朝堂之上一言可以富一地，一言也可以窮一地，這裏麵牽涉的激烈鬥爭遠非表象看起來那麽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