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這裏，我們的偵探小說的讀者的依然尚以“福爾摩斯”為“王”，不免是可憐的愚昧。這毛病是出在近年來的歐美偵探小說之新作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委實太少了的緣故。
1947年，姚蘇鳳（1905—1974）在《生活》雜誌創刊號發表了《歐美偵探小說新話》的第一部分，說出了上麵的話。
其時，他頗為痛心疾首地感慨：直到20世紀40年代還要讓“福爾摩斯”作為偵探小說讀者“唯一的偶像”，“這猶如在今天介紹戰爭武器，還在介紹毛瑟槍，而竟不提起原子彈”。
這位自稱讀過一千種歐美偵探小說的姚蘇鳳先生，早年曾創作過幾篇“鮑爾文探案”係列偵探小說（署名姚賡夔），在1948年之後還翻譯過歐美偵探小說“黃金時代”三大家（阿加莎·克裏斯蒂、埃勒裏·奎因和約翰·迪克森·卡爾）的作品，可能是當時最了解世界偵探小說發展狀況的中國人了。彼時，他為中國出版界沒能及時翻譯引進歐美最新的偵探小說而遺憾，為中國偵探作家沒能及時接觸到歐美同行們更加優秀的作品而惋惜。
1949年之後，還處於草創期的中國偵探小說幾近夭折，被強行推到了另一條路上：學習蘇聯的反特小說。
——被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引領、走上偵探小說寫作之路的民國偵探作家們，終究還是沒能領略“黃金時代”的迷人風采！
所以，我時常在想：程小青、孫了紅等民國偵探小說名家，在閱讀過“黃金時代”各家名作之後，會產生怎麽的思想激**，並會創作出什麽樣的作品呢？如果讓民國時代的各位名偵探遭遇“不可能犯罪”謎題，他們又能給出怎樣的解答呢？
也許，在時晨最新創作的這部《偵探往事》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出一些可能性來。
在推理小說“中國化”的道路上，時晨一直在做著有益的嚐試，如在“數學家陳爝”係列之《枉死城事件》中融入古墓冒險一類的元素和中國民俗學的內容等。這次，他選擇以民國時代為背景，創作“密室小醜”的起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