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7日晚，還有5天便是春節，北方天氣仍然凜冽，嶺南的枝杈卻已露出綠色。
廣東中山溫泉度假賓館一號別墅內燈火通明，兩位已經滿發斑白的老人正親切的交談著什麽。
他們一站一坐，站著的老人身形消瘦，雙目炯炯有神，他說話時操著帶有香港口音的蹩腳普通話；坐著的老人身材矮小，但麵色威嚴，濃重的川音中盡是沉浮留下的滄桑。
三妹山中隱隱傳來他們交談的內容，“國家經濟...崩潰邊緣...同胞同祖...鼎力相助”，而最後結束的那句傳的最遠，那是站著的消瘦老人說出來的，“我們最值錢的，就是腳下的這片土地”。
之後，他們談話的聲音，壓得很低，但不久，一項製度改革在全國鋪開，從那一天起，至今影響著中國每一個人。
2003年6月，我大學畢業，那是並軌前的最後一批畢業生，說的直白一點，我們是最後一批包分配的學生。
可不湊巧的是，從這一年的2月開始，一場疫情席卷全國，先是香港、廣州、北京和上海，然後幾乎所有省會城市都被卷入其中。
我當時更希望通過社會招聘選擇自己心儀的企業，所以對包分配這事兒並沒有上心，而是全國各地的一邊旅遊，一邊投送簡曆，希望能夠決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那個時候，資源共享並不發達，信息傳遞也相對較慢，等我5月回到學校後，才知道我所在的學校因為出現了3例疫情，已經被封校了。當我拿著學生證想進去時，卻被校保衛處攔下，等確定了我剛從上海回來，學校保衛處的人一陣的緊張，先是畫了一條黃線不準我越過，等到他們穿好隔離服，竟直接把我帶到了學校招待所，這時我才明白，我被隔離了。
學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顧，隻是不能出房間，我性格孤僻，倒是不覺得難受，讓人從窗戶幫我吊了幾本書上來，便天天待在房間裏看書，可沒料到的是，這一個隔離，竟整整隔離了一個月，直到我精神已經有些恍惚，站在陽台上以死相逼，學校保衛處才同意將我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