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1971年發生的那起案件？”塔子問道。
“是的。”
“後來他去了法國？”
我點點頭。
“他第二天就在羽田機場乘坐預定航班走了。”
“竟然沒被抓住呀。”
“那時候和現在不一樣，鑒定指紋需要花很長時間。我和桑野都在1968年的示威遊行中被逮捕過，以涉嫌妨礙執行公務罪被關了三天兩夜，十根手指的指紋都被提取存檔了。不過，警方把爆炸現場提取的指紋與存檔指紋進行比對，應該需要幾天時間—當時我是這麽想的。實際上也確實如此。”
塔子歎了一口氣：“那個被炸死的人碰巧是個警察？”
“是的。是個25歲的巡查。我後來在報紙上看到的。據說還是柔道四段。他當時正在跑步晨練。我也有這習慣。他如果不是警察，肯定一看見汽車著火就逃跑了。”
煙灰缸裏的煙頭已經堆得高高的。她又點燃一支香煙。
“這算意外事故吧。既然是意外事故，自首的話應該可以減刑的。你就算被起訴，頂多也隻是違反了道路交通法。可能被判無罪，就算判你有罪也肯定是緩刑。因為炸彈的事與你無關。至於桑野嘛，也不會被判故意殺人，而是嚴重過失致人死亡。”
“也許吧。”我說，“這些我們都考慮過。那一整天，我們在新宿轉了好幾家咖啡館，商量該怎麽辦。桑野猶豫不決。要做出冷靜的判斷，需要一點時間。所以，我勸他按原計劃出發。我對他說：‘以後你如果想自首，還可以隨時去日本駐國外的大使館自首。’到時隻要他提前聯係我，我也會向警方自首。”
“但他後來並沒有去自首？”
我默默地點頭。
“你不恨他嗎？”
我想倒杯威士忌，但自己帶來的這瓶已經空了。於是我打開塔子拿出來的那瓶。
“我對事故也負有一定責任。再說，桑野在那一瞬間還救了個小男孩。當時，那個小男孩呆呆地站在那裏。如果不是桑野把他一起撲倒，他就算不死，也得受重傷。而我當時反而什麽也沒做，又怎麽能對一個救人者懷恨在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