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自洪武朝以來對於官員的日常生活、工作都有著嚴苛的律法規定，而經曆數朝之後的崇禎年間。
卻由於朱由檢對於地方州縣官員的不斷監督和將東廠權力的再次擴大化，讓原本瀕臨崩潰的監督製度再次浮出水麵，並且日益趨於完善。
而這完善的監督律法讓越來越多的大明官員感到不滿。
至於不滿的原因，無非就是那麽幾條：
我等官員無不是寒窗苦讀數十載，將聖賢書閱覽的滾瓜爛熟，才求得功名出仕為官，這麽辛苦你皇帝還不能讓我享受享受？
別說你是大明皇帝了，就算你真的是天上的神仙，你也不能阻礙我享福。
這樣的享樂主義已經在大明官場沉積已久，並且成為了許多人都默認下來的“規矩”。
可熟知曆史的朱由檢偏偏就不是個循規蹈矩的主。
享樂主義害死人的道理他朱由檢還是很清楚的，在將戶部的收稅權力收回至皇家稅務局後，有著農業稅與國庫貼補的戶部的經費更加充足。
對於所有大明朝廷官員的俸祿，發放的也更加及時，並且得益於大明皇家銀行遍布全國的營業網絡。
已經全麵利用手段去除了原有積壓在官員頭上的各種剝削。
也就是折色之類的利用綢緞、物品兌銀兩俸祿的抵扣，不僅如此官員還可以自由選擇將每年的俸祿按月支取。
而且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將俸祿中的糧食部分按照比例兌換成為大明銀幣。
也就是朱由檢正在不斷推廣的大明龍元，不斷的為官員謀福祉，其實是朱由檢從另一個角度進行的養廉政策。
雖然高薪並不能遏製官員貪腐，但是如果不能給官員足以養家糊口的俸祿，那麽官員將一定貪腐，就算不貪。
也會因為生活的貧瘠，逐漸碌碌無為沉寂下去。
畢竟當肚子都吃不飽的時候，就算是聖賢也未必能夠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