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教頭放下酒杯，知這小輩誌向非同一般，也不隱瞞，歎了口氣，低聲透露了一些隱秘的消息：“全國禁軍號八十萬，東京獨四十萬，然實有數，可能還不到此數的一半，或許更少。元祐七年（1092年）宰執呂大防報‘具出天下禁軍、廂軍人數，禁軍五十五萬餘人，約支三十餘萬緡，廂軍二十餘萬人，約支七萬緡’。崇寧六年（1106年），樞密院報‘禁軍缺二十四萬，近創廣由勇、崇敏、崇政十萬人，尚缺十四萬’，如今六年過去，恐怕又有不少士卒如這婦人之夫這般自謀營生了。
京師禁軍補了缺，缺了補，人數卻越來越少，若說東京浮浪閑漢，其實大部分都是禁軍後代或家人，居東京大不易啊。”
張教頭僅僅是一個低級武官，卻能知道如此多的朝堂機密，固然是他關心政局、愛鑽研時事，但也印證了大宋朝堂上下的保密防範意識淡化得多麽可怕。
朝廷不重視保密工作，徐澤卻不敢大意，雖然桌上都是自己信得過的人，但還是要防隔牆有耳，趕緊換個話題。
徐澤感歎道：“小侄原以為自己對經營尚有些淺見，今日來樊樓，本也存了對比之心，現下看確實是淺見，似我這等邊鄙武夫，若是在京城開店，怕不是要賠得兜襠布都要搭上。”
張教頭哈哈大笑，打趣道：“還是莫要經商了，以賢侄的身手，投軍混個肚飽還是沒問題的。”
徐澤陪笑，不想接著談從軍的事，再次轉移話題，問：“伯父，似樊樓、潘樓這等奢靡之所，一般消費幾何？”
張教頭略一沉吟，說道：“今日少酒無妓，費應不過二十貫，若呼朋引伴，召妓徹夜暢飲，數百貫也是常事。要說真的奢靡生活，反不在這酒樓，達官顯貴、豪富之家宴會開銷才真是一擲千金，老夫位卑，不曾經曆，不敢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