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送到街口的葉納林揮手作別之後，吳川的心裏陡然就輕鬆了下來。作為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自然知道資本力量的強大，所以能夠借用到俄國和德國一部分資本家的力量，對於中國革命來說並不是什麽壞事。
但這並不是代表這些資本家就能成為中國人的天使了，充其量不過是德國和俄國的這部分資本家借助了中國人的力量對付英國和日本的資本，一旦當中國革命削弱或趕走了英國和日本在華的資本，那麽他們的本性也就該顯露出來了。
如果沒有一種力量去製約這些國際資本，最終不過是把中國從英日手中轉移到這些資本家的手裏，革命也終究是要失敗的。對於一位後世人來說，這簡直不會存在任何疑問，畢竟南美各國的革命曆史就是美國資本家對這些國家的一次又一次經濟掠奪，人民最終得到的隻是一場歡呼聲，而不是國家和民族的真正自由。
而對付資本家們最好的辦法，縱觀整個20世紀的曆史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管是法律和道德都無法束縛住資本，隻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才能真正教會這些資本家怎樣做人。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鐵拳教育下，資本家們也隻好跟著大談民主自由了。
可在這個十月革命尚未爆發之前的歐洲，自由還能談論上兩句，但從來不是國家的主流價值觀，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才是這個時代歐洲各國推崇的主流價值觀念。至於民主主義，這隻會讓你被當做是一個社會主義分子，而在帝製國家一切民主思想都是不道德的。在俄國更是把民主主義者視為了潛在的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分子。
吳川怎麽也沒想到，自己在這個時代為了活下去當了幾回鍵盤政治家，倒是能夠把這樣一群資本家給引誘了出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改變了這個時代的世界線，但是想著先把布爾什維克主義介紹給中國人，都比自己單槍匹馬去同這些資本家們周旋要強的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