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對簿公堂，必要先了解其流程和參與者。
在宋朝的時候，對簿公堂出現的場景其實並不多，我們都看過包青天係列劇，看著鐵麵無私的包拯每日不停的審斷各種案件，這便是文學的誇張，其目的主要為塑造包拯的形象，使其更加的立體。
宋朝無論是骨子還是皮表都是傳統的儒，儒皮儒骨，而儒家的思想中提倡無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便是儒家廣泛化治理天下的理想狀態，希望得到的是一個全國上下人人講信用、和善共處，不出現任何的矛盾糾紛。
因此，當社會中出現了需要對簿公堂的矛盾糾紛時，恰說明當地的官府、教諭再治理當地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那麽反饋到中央統治者或者整個統治階級眼中，便是當地的官府、教諭都存在學術不精的問題，應當予以一定的訓誡。
所以在這一時期，衡量地方官府治理能力好不好的標準，不是如電視劇中的包拯那般，每日審斷多少案件，而是一起糾紛都沒有。
真要是天天打幾場官司，那包拯早就被撤職流放了。
你得把地方管理的多麽糟糕，才會天天都有刁民之間齟齬叢生，苟且不斷？
“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已無訟為貴。”這是朱熹在基於當時宋朝背景下說出的總結語，足說明大宋對於矛盾糾紛的一種處理態度。
地方也好、中央精神也罷，在麵對民間的矛盾糾紛，希望的不是通過訴訟和對簿公堂來處理，而是希望在過堂之前就通過調解甚至是官府、民間一些有威望的人來化解掉。
這也是為什麽駱永勝的騙局敗露之後，曹德貴等人還三番五次的去尋侯三，希望後者可以出麵，在這件事中，雙方盡量尋求一個較為平和的方式來處理掉，不到萬不得已，沒人想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