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元年除了年初仁宗不豫（神誌失常）以及大範圍的水災，以及這兩件事引起的大臣逼迫仁宗趕緊立皇子的大事之外，就是一些民變啊、旱災啊等等對於汴京人民沒有什麽影響的傳言。
這些事情對於汴京百姓來說並沒有什麽影響，甚至都不如西湖城營業和二期工程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大。
朝堂上的熙熙攘攘和汴京城的百姓關係不大，他們能夠感覺到的是，今年的生意好做了，除了發大水的時候蕭條了一下，但大水退去，生意比之前更加好做起來了。
之前有人說過西湖城營業之後會讓汴京城內的生意大受影響的說法也沒有成真，反而進城的人更多了。
其實道理倒也簡單，遠道而來的人因為西湖城而來，便不會過汴京城門而不入，進去逛一逛就會忍不住買點東西。
他們不是很明白這個道理，其實就是將蛋糕做大的原因罷了，西湖城的出現讓汴京城的虹吸能力變得更強而已。
當然，他們更加不會意識到大宋朝的經濟在慢慢地好轉起來，尤其是在秋收之後。
水災過後，朝廷推行的青苗貸讓農民的補耕進行得很順利，而大水帶來的營養讓農作物大豐收，三司及時貸款用較高的價格收購糧食，讓穀賤傷農也沒有出現，農民收入提升，購買力一下子就爆發起來了。
農業銀行的急劇膨脹，讓沉澱多年的銅錢重新流轉道市麵上，讓因為錢荒而蕭條的市場擁有了大量的銅錢，變得非常活躍起來。
一下子整個大宋朝的經濟被盤活了起來。
這在三司使的年終審計上體現了出來。
包拯上任半年時間，僅僅是扶植了一個農業銀行，全力推行了一個青苗貸，就讓經濟活了起來，在年終審計上，半年的時間，大宋朝的稅收收入暴漲三百餘萬貫！
三百餘萬貫對於整個歲入自然隻是小部分而已，但多出來的三百餘萬貫卻是讓幹涸的國庫頓時有些結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