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文學領域的兩員主將，魯訊和周作仁在倡導和發展新文學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點誰都無法否認。
魯訊固然是新文學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讓，他是文學研究會的核心人物。
他在魯訊身旁搖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學發展的前期，他的文學主張對於掃清舊文學有著積極的作用。
兩人的決裂若說對新文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說法太過於誇張。
新文學畢竟不是一家一姓的產物，而是整個社會無數文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當然，這其中有些人的貢獻大一些，有些人則貢獻的較少。
準確的說，這次兄弟兩人的絕交對新文學的確產生了影響，但影響不大，關鍵是對他們兩人日後的發展有了重大的影響。
從此以後，兩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無論是在人生的道路還是在文學的道路上都是漸行漸遠。
數年後，這種情形愈發的明顯。
魯訊開始接觸蘇聯文學，追求進步，逐漸成為了一名革命者，周作仁則陸續的寫一些清談的小品文，隻談人生和哲理，遠離政治。
他追求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自由，或者說是魏晉時期的名士情懷。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魯訊的雜文和周作仁的小品文都是一絕。
魯訊的雜文自不必說，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毫不留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周作仁的小品文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學營養，形成了獨特而成熟的藝術風格。
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自有一種親切、通達的風致。
在文字表達上則大巧若拙，舉重若輕，構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擁有一種令人回味的“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