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知府對於蘇澤這麽一個“小小”的請求，自然是應允了。
蘇澤選擇講學地點，就是在光孝禪寺旁邊的崇儒祠。
蘇澤選擇這個地方講學也是有淵源的。
嘉靖八年，當年泰州學派的領袖王艮，就是在這裏講學，當年王艮高居“百姓日用即為道”的口號，就在這個崇儒祠前聚眾講學，“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全部聚集在崇儒祠門口，聽王艮宣揚他的學說。
王艮提倡日用之道，認為道並不神秘，提出隻有讓百姓衣食富足，才是聖人之道。
王艮提出“身與天下國家一物業，格知身之為本，而國家天下之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幾。”
他的意思是人才是世間最重要的，道是服務於人的，進一步提出了“民為邦本”，指出從平民到帝王，都應要先正己，然後才能正天下。
王艮“弟子學人不求飛龍在天，而是見農在田，躬耕於民間，處為天下萬世師”的理想，卻在他身死之後迅速破滅。
泰州學派雖然轟轟烈烈，但是這種思想明顯觸及了大明統治者的利益。
特別是那位一直認為自己是天下萬民主宰，認為自己是“乾上”的萬壽帝君，看到泰州學派的文章後，命令大明開始禁毀泰州學派的學說，禁止泰州學派弟子做官，甚至還一度禁毀天下書院，就為了禁止心學和泰州學派學問的傳播。
泰州官府更是一度驅散泰州學派的門徒，王艮的門人隻能四散天下。
不過思想這東西是禁不住的，嘉靖十八年，王艮的弟子顏鈞再次周遊四方，開始傳播泰州學派的學問。
顏鈞的思想更重視民眾的欲望，認為合格的統治者必須要滿足民眾所需，才能天下太平。
顏鈞在講學的途中，又收了羅汝芳、何心隱為弟子。
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本來是嘉靖二十五年的江西解元，但是在接觸了泰州學派思想之後，放棄了出仕為官，而是在家鄉一邊講學，一邊實踐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