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前，有新學。《三經新義》、《字說》，都是要為儒家治道奠定理論基礎。
為什麽必須有學問基礎才好變法？因為變法就是變動利益，而人們對利益變動的反應最好要有關於道德方麵的引導或約束。
這就是現在楊廷和最關心的人理方麵的問題。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論上的依據，定義好新法局麵下的善與惡，還要讓盡可多的人認可、讚同。
現在，他們都思索著朱厚熜所說的實踐一說。
天理、物理、人理隻是概念，而實踐一詞……
他們看向了皇帝，楊廷和問道：“陛下之意，實踐乃是亙古不變之道理？一切學問自實踐而來，實踐不止，故而學問常新。學問既新，知行要合一，故而法實應常變？”
朱厚熜感慨著畢竟是大明最頂尖的一批聰明人，很快就能從這些新概念裏發現對他們當前變法最有利的依據。
他點了點頭：“自是此理。譬如國初，其時狀況是人丁凋零、賦稅不足，故而當時行軍屯衛所之製。如今大明人丁早已倍於國初，賦稅其實亦可倍之甚至更多。狀況已經發生改變，符合國初的製度，不見得能符合如今了。”
對於朱家後麵的皇帝來說，祖製不容輕動也是一個約束。
現在朱厚熜同樣需要一個理論依據，他接著說道：“法雖不能輕變，也不能不變。哪怕是如今朕與卿等商議之新法，其中也或有不符合當前物理、人理之處。實踐之要義，在於周全思慮後，實踐而觀其成效，有了新知再改進。”
“陛下，這其中政之善惡，如何令天下人明之？”楊廷和又追問他最關心的。
就算變法有理論依據，但變法過程畢竟會損害許多人已經得到的利益。說是善政惡政，其實是天下官紳心中的善惡。
“人理有一己之私，也有天下之公。”朱厚熜對這些問題一直就在思考，“理學之滅人欲，便是欲得天下公義之天理。天理循環，人理若違背了這天下公義之天理，自是常有改朝換代之事。屆時，舊朝官紳又能十中存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