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義角度來說，劉大炮倡導搞包稅製，是為了改變這個國家一些行政習慣，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完成稅務改革，行政改良，最終引導資本主義發展，建立現代社會製度，讓國家長治久安。
畢竟嚴格來說，其實趙匡胤和趙匡義兄弟倆的北宋改革雖然其行政體製確實是比晚唐五代要好一些，但其實真的還遠稱不上改革成功。
否則也就不會有北宋後來磨磨唧唧沒完沒了的變法了。
但其實往哪變，他也不知道，畢竟這是沒有曆史可以借鑒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至少稅法領域開的是曆史倒車，明朝幾乎是唯一一個發行下來的貨幣與廢銅爛鐵差不多的王朝，民間百姓不得不完全使用貴金屬直接交易，甚至八竿子打不著的西班牙鷹洋都比朝廷官方貨幣都遠比官方錢幣的信譽值要高得多得多。
清朝就更不用說了，照比明朝也是一次全方位的大退步。
說宋朝是古代政治經濟製度的集大成者也不為過了，就是這個集大成本身也是千瘡百孔而已。
至於清朝之後的政治經濟製度，這要是貿然搬來古代社會，天下大亂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事，十之八九還會成為糞坑國家。
當然，他也不是皇帝，這種事兒他最多隻能做到影響，說了又不算，其實完完全全就是摟草打兔子，他壓根就不是那種居江湖之遠卻心憂天下的人。
於私，接受招安才是他的主要目的。
揚州城本來就占據了全國稅賦的三成甚至四成，自己接手之後通過包稅法再漲一大截，即將達到五成以上。
掌控一個國家五成以上的稅賦是什麽概念？
這本就不應該是“人”所能掌握的權力，但是如果招安他，是不是事情一下子就簡單起來了呢？
三司，為什麽不幹脆收編了義字門，搞個第四司呢？
劉大炮就勉為其難的當個第四司的司長，憑借揚州的基本盤混個當朝高官，就算亂世來臨，做個馮道那樣的亂世不倒翁，豈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