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愛上一個女孩，是在一片景象慘烈的空難現場。我抱起她，在將她裝入屍袋時忍不住替她理了理淩亂的長發。我此刻的表情也許不像一個軍人，以致至我的一個戰友走過來問道，你怎麽了，愣在這裏像掉了魂似的。
那一年，當一架飛機像一片樹葉一樣飄下來，正好落在我們這支特種兵部隊駐紮的山中。關於我們這支部隊的神奇性質，我不能作半點透露。我隻是想說，對於這種意外的小任務，我們在接到命令後不到半小時的時間裏，就已經呈扇形將現場圍住。我還用一種儀器很快找到了飛機的黑墨匣子，由此榮立了一次二等功。
隻是，關於我的這些履曆，在我的檔案裏現在已經全部被刪除了。我現在的身份是一個報社記者，28歲，未婚。此前畢業於一所三流大學的中文係，畢業後靠著我的父親的關係才進入報社工作。我的檔案被改寫成這副熊樣，我個人無能為力。軍事機密高於一切，有些事是不能在個人檔案裏出現的。
我隻能接受現實，在記者生涯中尋求著突破。所謂突破，就是幹出一些重要的事來。一個人沒重要的事幹簡直就是白活。我采訪各種政府會議，會議完後，大會秘書處照例給我一份新聞通稿，拿回去略作整理便可發表。這樣一來，記者幹的基本上就是郵遞員的工作。我采訪若幹商業活動，采訪結束時會領到一個裝有幾百元的紅包，說是車馬費或潤筆費。被采訪的公司要求不高，隻求能在報上發一個小豆腐塊的文字即可。誰都知道，這比花錢打廣告劃算多了。
我懷念我的特種兵生涯。盡管我一生都不能講出其中的任何事來，但我隻說我們經常攜帶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和設備，在衛星導航下單兵出擊，人人便可猜到其中的精彩了。而現在，我隻能在平淡無聊的工作中打發餘生，實在叫人絕望。接下來，我第一次拒絕了報社的調遣。省上有一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那不歸我管啊。女記者白玫一直負責計劃生育和殯葬係統的采訪，按理這次也該由她出馬。報社領導卻說，白玫病了，你頂頂她吧。沒辦法，我隻得去了。我是當過兵的，還記得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采訪結束後，我給白玫打了一個電話，一是關心她的病情，二是告訴她我替她完成了一次任務。沒想到，白玫在電話裏的聲音嚇了我一跳——那聲音有氣無力的細若遊絲，仿佛是一個臨終病人一樣。我立即在電話裏上說，我這就過來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