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作家馮玉雷是一個頑強的文化尋根者，一個試圖“還原”絲綢之路文明的夢幻者，一個追尋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個執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來建構文字王國的人。這樣的人，雖身處繁囂之中，由於癡迷之深，其孤獨幾乎是必然的。
馮玉雷的小說創作開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陸續發表中篇小說《陡城》、《野糜川》等，並且出版了長篇小說《肚皮鼓》，他在追求藝術性的同時，更注重作品的文化意義。1998年，臨近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馮玉雷完成了紀實體作品《敦煌百年祭》，以類小說筆法，書藏經洞之悲劇。這是他的敦煌文化小說的肇始。別看文筆近乎通俗，立意卻不膚淺，興趣也不在獵奇，而是落在如陳寅恪所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語義闡釋上。他要探究的是，敦煌何以成為傷心史，傷心在何處？傷心的僅僅是學術嗎？傷心的隻是一座藏經洞，抑或一個王道士？對於王道士，作者的看法較為深刻：不是簡單化地唾罵他“賣國”了事，而是寫這個被曆史戲劇化地置於矛盾焦點的小人物，為孤絕所困，為生計所苦，為情勢為挾，為愚昧所驅，其行為及其後果帶有某種“假私濟公”的性質——出於私欲是本意，是出發點，“濟公”卻是始料所未及的客觀使然。大量珍貴文物被盜賣了，大不幸也；但珍貴文物因禍得福，幾乎在一百年間躲過了重重災難，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致使敦煌學成為資料豐滿的顯學，又是不幸中之萬幸也。它們不是藏在自家的而是藏在別國的博物館裏，是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但它們終究沒有像圓明園的珍寶那樣被劫掠一空或者付之一炬，又讓人在痛心之餘感到了些許欣慰——在全球化和資訊空前發達的今天，這後一點也許會變得愈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