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各民族，無論是已進於文明的，或尚在原始狀態的，都有他自己的神話和傳說。凡一民族的原始時代的生活狀況、宇宙觀、倫理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最早的曆史，都混合地離奇地表現在這個民族的神話和傳說裏。原始人民並沒有今日文明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並且沒有夠用的發表思想的工具，但是從他們的濃厚的好奇心出發而來的想象力，卻是很豐富的；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狀況、宇宙觀、倫理思想、宗教思想等，作為骨架，而以豐富的想象為衣，就創造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故就文學的立點而言，神話實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學。迨及漸進於文明，一民族的神話即成為一民族的文學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並沒有例外。
在我們中華古國，神話也曾為文學的源泉，從幾個天才的手裏發展成了新形式的純文藝作品，而為後人所楷式；這便是數千年來豔稱的《楚辭》了。
中國古代的純文學作品，一是《詩經》，一是《楚辭》。論著作的年代，《詩經》在前，《楚辭》較後（雖然《楚辭》中如《九歌》之類，其創造時代當亦甚古），論其性質，則《詩經》可說是中國北部的民間詩歌的總集，而《楚辭》則為中國南方文學的總集。我們應承認，當周秦之交，中國北部人民的思想習慣還是和中國南部人民的思想與習慣，迥不相同。在學術方麵，既已把北中國與南中國的不同麵目充分地表現出來，在文學方麵當亦若是。故以《詩經》代表中國古代的北方文學，以《楚辭》代表中國古代的南方文學，不是沒有理由的。但因曆來文人都中了“尊孔”的毒，以《詩經》乃孔子所刪定，特別的看重它，認為文學的始祖，硬派一切時代較後的文學作品都是“出於詩”，所以把源流各別的《楚辭》也算是受了《詩經》的影響；劉彥和說：“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文心雕龍·通變》），顧炎武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為《楚辭》（《日如錄》），都是代表此種《詩經》一尊的觀念。把《楚辭》和《詩經》混牽在一處，僅以時代先後斷定他們的“血統關係”，結果必致抹煞了《楚辭》的真麵目。我們承認《楚辭》不是憑空生出來的，自有它的來源；但是其來源卻非北方文學的《詩經》，而是中國的神話。我們認清了這一點，然後不至於將《九歌》解釋為屈原思君之詞與自況之作，然後不至於將《天問》解釋為憤懣錯亂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