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這名詞，中國向來是沒有的。但神話的材料——雖然隻是些片段的材料——卻散見於古籍甚多，並且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色彩鮮豔的部分。自兩漢以來，曾有許多學者鑽研這一部分的奇怪的材料，然而始終沒有正確的解答。此可以他們對於那包含神話材料最多的《山海經》一書的意見為例證。
班固依《七略》作《漢書·藝文誌》，把《山海經》列在形法[1]家之首（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六家，百二十二卷）。東漢明帝時，王景當治水之任，明帝賜景以《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可知《山海經》在當時被視為實用的地理書了。王充這位有眼光的思想家也說：“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屍，皆見《山海經》，故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見《論衡·別通篇》）又說：“按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衍）之書，虛妄之言也。”（見《論衡·談天篇》）這又可見王充也把《山海經》視為實用的地理書“方物誌”，而且是禹、益實地觀察的記錄了。《漢誌》以後，《隋書·經籍誌》（第七世紀）亦以《山海經》冠於“地理類”之首。（《隋誌》：“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自《漢誌》以至《隋誌》，中間五百多年，對於《山海經》的觀念沒有變更。自《隋誌》以後又三百餘年，五代末劉昫撰《舊唐書·經籍誌》亦以《山海經》入“地理類”；其後北宋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誌》，北宋王堯臣撰《崇文總目》，皆因依舊說。便是那時候對於《山海經》頗肯研究的尤袤，他的《遂初堂書目》（今在《說郛》中）也是把《山海經》放在“地理類”的。大膽懷疑《山海經》不是地理書的，似乎明代的胡應麟可算是第一人。他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餘嚐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傅以《汲塚》《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又說：“始餘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傅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逮讀《楚辭辯證》雲：‘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皆見《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說“《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是他的灼見。他推翻了自漢以來對於此書之成見，然而尚不能確實說出此書之性質；他不曾明言這是一部“小說”（中國的廣義的用法）。清代修《四庫全書》，方始正式將《山海經》放在子部小說家類了。這一段《山海經》的故事，就代表了漢至清的許多學者對於舊籍中的神話材料的看法。他們把《山海經》看作實用的地理書，固然不對，他們把《山海經》視為小說，也不算對。他們不知道這特種的東西所謂“神話”者，原來是初民的知識的積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觀、宗教思想、道德標準、民族曆史最初期的傳說，並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