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這種安定的環境下，得以放縱自己的第三種**，即讀書與思考，他花費大量時間為自己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尋找哲學基礎。不難理解，由於要同其他受過更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的領導人競爭，因而他在陝西的頭兩年間—從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閑暇—閱讀和消化了大量翻譯過來的俄文哲學著作。由於他過去一直處於四處奔波的遊擊環境下，這樣的時間對他是很少有的。
斯諾回憶了193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采訪毛時的情景：當時一個客人給他帶了幾本哲學方麵的新書，“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麽都不管了。
毛在陝西的最初行動是新創辦了一個研究院，對幹部進行軍事和文化培訓。他自己親自到這個研究院講課，既講軍事戰略，也講哲學，並根據這些講演撰寫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論述軍事戰略的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這篇文章中，他具體總結了在江西和長征中獲得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現在又被用來抵抗日本的蠶食。
毛認為遊擊戰隻是一種暫時的戰術。“遊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卻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毛並不放過抨擊他的接受過蘇聯訓練的對手的機會。他說：“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這冊軍事指南最後以典型的、誇張的一段話結束，“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並不是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