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由懷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單純的休養外，還有更多的含義。整個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時間毛遠離火熱的政治生活，一定與他因未能進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魔幻般的內部領導層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有關。盡管他在31歲的時候進入了兩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他並沒有被完全接納，他沒能使任何全國性的領袖相信農民這個因素在中國革命方程式中的意義。
毛沒有大學學位，沒有寫過書，沒有學術成就，也沒有社會地位。他在公認的領導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層，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麵足以彌補上述一切缺陷的優勢還沒有產生任何真正的效果。盡管有時他在新聞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經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國文憑的歸國留學生們所把持的。除了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顯得眼界狹隘，地域色彩太濃。
他從來沒有在大工業城市生活或工作過，因而無法與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張國燾或劉少奇等人的經驗相匹敵。例如，1925年初，當他住在湖南鄉下時，在中國的城市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運動，而這一切並沒有觸及到毛，因而他也沒有發揮什麽作用。他所做的隻是證明農民這個武器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再沒有比韶山更合適的地方來思考這樣一種挑戰。
由於退隱到韶山，毛錯過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及3月份孫逸仙的去世，孫的去世使國共合作的前景發生危險。與此同時，湖南的農民組織也受到5月30日英國警察在上海殺害工人的影響。
毛解釋說：“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20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 蔡和森(17) 從法國回國幫助毛應付這場危機，而毛的妻子則在韶山幫助建立共產黨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