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半年，盡管周的身體已在香港康複，同新的領導人的關係也明顯緩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憂慮。整整一年，他完全錯看了蔣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經曆了令人震驚的災難。後來，他又自行決定掙脫了蘇聯顧問的束縛，組織了大規模的軍事起義，但由於黨的領導們優柔寡斷以及錯誤地估計了對手，結果導致起義失敗。周本來是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的，最後其他人卻受到了青睞。不過，可能還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當年那位在女孩子麵前麵紅耳赤的17歲的羞怯的小夥子，而今已成長為一名30歲的軍人。他率兵作戰，殲敵無數，是一位標準的軍人。他的童年平淡無奇，也沒受過這種軍事暴動的訓練，另外他現在還正處於灰心喪氣的時期。但是，不管怎麽說，他這時的心境不佳。
關於他這時的行蹤，隻有兩條線索。一種是說他到天津重建黨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種說法也許更為真實，說周到蘇聯的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對自己說過:“為了實現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須到莫斯科去，在那兒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說過這些話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個月他確實在蘇聯，那他也是獨自一人，因為鄧穎超是5月才抵達莫斯科的。後來，他倆都參加了在那兒召開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出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國外舉行代表大會。共產黨擺脫了國民黨的騷擾，卻又處於蘇聯的監督之下，就連政治局的候選人名單，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產黨處境不妙，黨員人數下降使黨士氣低落，同國民黨決裂後，也不知去向如何。共產黨決心放棄馬上消滅國民黨的意圖，集中精力開展農村遊擊戰和城市地下工作。領導者們應該如何搞好團結呢？莫斯科會議上有好幾個幫派或集團：工會主義者、像毛那樣的農村化的紅軍領導人（毛本人沒出席會議）、青年團、托洛茨基派及當時擔任領導的李立三、瞿秋白與周恩來。人們原希望會議就南昌起義展開爭論，誰知卻開成了一次調解會議。三大領導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讓，不要給新形成的爭鬥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機。這些派別由一些缺乏教育的農民和工人所領導。由於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三位領導人對他們深表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