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鬥爭變得激烈起來。劉少奇對巴基斯坦和緬甸進行了一次官方訪問，他顯然希望像周恩來那樣從這類出訪中獲取一定的聲望。
當毛澤東在廣東附近休養時，周恩來在對外政策方麵的自主權越來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員拜會毛澤東，希望說服他更多地與蘇聯合作時，出現了一種令人尷尬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大發雷霆。因為他的部下對他封鎖消息，他是從日本人嘴裏才得知中國人已經與這些日本來訪者簽署了一個聯合公報。在公報裏，周恩來保證中蘇將進行合作，以援助被圍困的越南。而且，蘇聯給越南軍隊的裝備實際上正通過中國的鐵路運往越南。毛澤東當著日本客人的麵對他的手下進行責難，這時周恩來的處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來的力量就在於他是毛澤東的副手中唯一能夠習慣性地避免對這類挫折作出反應的人。他不對毛澤東的全麵權威發起挑戰，更不加入他的反對派，而僅僅是平靜地接受毛澤東的責難。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曾談到**的意義：
一場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正在我國興起。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激烈而長期的鬥爭。我們必須在所有的學術、教育、新聞、藝術、文學和其他文化領域裏大力提倡無產階級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對國家來說，也是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問題。
5月份，“文革”這場戲隻是在北京這個相對小的舞台上展開的。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澤東的激進追隨者們使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驅逐彭真和其他較低層的劉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來代替他們。這一活動主要是在北京大學校園內進行的。北京大學人所共知的漢字縮寫為“北大”。校園裏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傾分子”。激進的青年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和決定既非社會主義又不民主。既然報紙和電台在很大程度上都為那些“右傾分子”所控製，那麽這些大字報就為年輕的激進分子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傳播媒介。別的學校的學生和企業裏的年輕工人來到北大抄下這些大字報，然後回單位散發，因此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標、戰略及他們的情緒很快就會傳遍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