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中占據了數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萬的學生反對政府和駐京各大國的示威運動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規定的線路的限製。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更強烈的抗議，幾乎使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聚集起來，迫切要求進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議運動領導人中，有一個是位年輕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鄧穎超，當時年僅15歲。另一個是位傑出的穆斯林，叫馬駿。馬和他的其他南開朋友對21歲的周於1919年春天重新出現在過去在天津待過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興。在一個大型的茶話會上，周向大家講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經曆。當馬向他簡述學生們正在從事的事業時，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長張伯苓博士已成為新的南開大學(25)的校長。此刻周與張之間的友誼已變得很不正常，因為張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一個領導人，他試圖把自己的學生從街頭政治中引開，目的在於使自己成為他所希望的、不久將在中國實現的一個民主國家的勝任的公務人員，而革命者周卻拒絕接受這種漸進主義。不過，他們卻仍然互相尊重。
數年後，周堅持說：“南開大學沒有把我當成它的學生，因為我的名字沒有被列入校友冊內。”然而，根據記載，他於1919年9月25日進入了該大學。最近發現的新生表格證明，該表包括了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像從前一樣，他在天津時很少學習功課，隻是把大學當做一個臨時寓所。
經濟問題仍是一個需要對付的老問題。他的那個已敗落的家庭無法支付他的全部經費。張博士前來解救他，給他找了一個當秘書的活幹。周後來解釋說：“我在南開大學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編輯(26)，這幫助我解決了部分費用問題。”依靠這兩個費用來源，他能夠僅僅維持一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