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麵的一段講話中，他說：
在第七次大會以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不同的社會成分規定不同的入黨手續，
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隻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麵……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變為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把這些社會成分分為兩類還有什麽意義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麽分得清呢？
鄧小平對黨的作用與政策的這些看法，在這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中也表達的非常清楚。決議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文化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談到黨員的行為時，鄧小平提到他曾經反複批評過的兩個問題：官僚主義的習氣和驕傲自滿的情緒。他批評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在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的時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級同誌和群眾商量的辦法，不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而隻是機械地盲目地搬運”；“不少機關的負責同誌，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麵，很少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他們的要求和研究他們的經驗，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泥坑”。有一些幹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還有一種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組織和幹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在執行決議、指示的時候，對群眾又不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還遠沒有在黨內得到完全貫徹執行。他接著提出各種補救措施，如在與官僚主義的長時期鬥爭中，要貫徹群眾路線，“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並強調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說，“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於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而無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