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這樣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父，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父。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麵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於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密特教授。
我於1934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畢業，在故鄉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1936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我當時就對梵文發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隻好畫餅充饑，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後，終於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是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的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麽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隻有三個學生：一個鄉村牧師，一個曆史係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