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科技史懂得不多，我之所以走上研究糖史的道路，可以說大部分是出於偶然性。與其說我對糖史有興趣，毋寧說我對文化交流更有興趣。
糖是一種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誰也不會重視它。可是“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的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arkarā，這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這樣一來，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掛上了鉤。於是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並搜集這方麵的資料。後來，又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張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正麵寫著一段佛經，背麵寫著關於印度造糖法的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我的手裏。大家都知道，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從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人想啃這個硬核桃，但都沒有能啃開，最後終於落到我手中。我也驚喜欲狂，終於啃開了這個硬核桃。
時隔不久，我又寫了一篇《蔗糖的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的論文。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在於它確定了中國製造蔗糖的時間，而在於它指出中國在唐代以前已經能夠自製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法，不過表示當時印度在製糖技術的某一方麵有高於中國之處。中國學習的結果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糖“色味逾西域遠甚”。文化交流的曆史往往如此。在以後的長時間內，中印在製糖方麵還是互相學習的。下麵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到了1982年，我又寫了一篇《對〈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的一點補充》。補充不牽涉重大問題。到了1983年，我寫了一篇《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促成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國學者O. von Hinüber的一篇關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文章。Von Hinüber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資料，但顯得十分不夠。我於是也主要使用漢譯佛典中的資料，寫成此文；資料比德國學者的文章豐富得多了，我們對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了解也充實得多了。到了1987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講的是中國白砂糖傳入印度的問題。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在它身上卻馱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曆史。同年，我還有一篇文章《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文章的內容上麵已經屢次提到這裏不再重複。我在這篇文章裏隻是更有係統地、更深入地、更詳盡地敘述傳入的過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