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每一代都會有抗拒遵循成年人慣例的年輕人。在一本名為《未做承諾的人:美國社會異化的年輕人》（The Uncommitted：Alienated Youth in American Society）的有預見性的書中，肯尼斯·凱妮絲頓(Kenneth Keniston)描述了一群年輕的大學生，盡管他們身份顯耀（都是哈佛的學生），但卻對社會深感不滿。這群被稱作“異化的學生”，幾乎對他們身邊的所有主流價值觀、社會角色及生活習慣都表現出憤世嫉俗的態度。盡管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極善表達，但是他們卻沒有更遠大的信仰或人生規劃。肯尼斯在書中寫道，他們的異化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這些學生已經作出了有意識的、理性的選擇，讓自己繼續處在這種“未做承諾”的狀態。
雖然《未做承諾的人》這本書在出版時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但書中所描繪的那些年輕人，依照凱妮絲頓所描述，“並不是典型的美國年輕人”，他們在群體中隻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有見識的同學之中，他們對於種種社會弊端所表達的充滿理智的懷疑和批判，也屬於明顯的極端。同齡人中很少有人認同他們的不滿意識。盡管這些“未做承諾”的學生讓人非常感興趣（或許是因為他們看上去好像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預言者），但從更廣闊的層麵來說，他們對於美國當今社會的意義並不明了。
當今年輕人的“承諾缺失”和凱妮絲頓所描述的狀況還有很大不同。這並不是美國20世紀中期那些異化的年輕人所表達的激進思想。當今的“未做承諾”沒有任何個人、社會或政治的觀點，它沒有任何關注點或目標。正是這種無目的的方式，使得這種“未做承諾”顯得更加“純粹”，甚至對“未做承諾”狀態本身也不做任何表態。既不是為什麽而獻身，也不是反對什麽，而更像是“某些事物的缺席”——就像是一幅全景圖中有一個空白地帶。如果換一個時間和空間，這裏應被充滿活力的活動所填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