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會的政治極化，兩黨和美國選民將繼續尋找原因及解藥。如果我們拋開文化意識層麵的身份政治路線，在物質經濟層麵尋找極化的原因，將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哈佛大學的桑德爾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的凱斯和迪頓教授夫婦、耶魯大學的馬科維茨教授、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霍赫希爾德教授分別出版了幾部相當有影響力的著作，不約而同探討了美國社會深層次的不平等現象及其原因，都將矛頭指向了引領美國主流社會意識半個世紀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他們並不是代表民主黨派做出反省，因為優績主義幾乎是美國社會曾經的共識，時至今日，知識界對於美國社會底層的呐喊做出了回應，認為美國應該重新塑造一種更加平等的價值觀和分配觀，讓人們在工作和尊嚴之間尋找到更好的平衡點，從而讓社會從可怕的極化中恢複平靜。
美國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商界、產業界、金融界和政界，都充斥著精英治國的理念。製造業逐漸退出美國舞台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和金融產業，高端服務業和產品的終端讓美國的財富獲得了極大的增加，推動這一路線的正是優績主義理念。特朗普之前的總統已經成為各界精英人士的典型，即使出身一般的黑人總統奧巴馬，在任內也是優績主義的鼓吹手，他自己本身就是哈佛校園裏走出來的精英分子。久而久之，美國人開始看到一個堅不可摧但極不平等的體係，仿佛在經濟和政治上獲得絕大部分利益的群體都是精英人士，領導這個階層的人物如果不是出身名門望族，那也得是頂尖大學的象牙塔裏出來的專業人士，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專業分工體係已經將基本的行業術語都搞得普通人聽不懂了，在西海岸的新貴矽穀科技圈，還有很多來自異國他鄉的高學曆精英人士掌控著全世界的各種話語平台，這一切已和美國的平民社會無關。在現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利潤結構中，金融業占據第一位，信息技術產業占據第二位，工業隻能占到大約7%的比例。以服務業為主的財富聚集地多數圍繞著波士頓、紐約、西雅圖等高貴都市圈，高科技產業圍繞著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洛杉磯和矽穀地區、聖地亞哥等地，而這些地方在選舉時都是民主黨的票倉，剩下的地區，成為共和黨的票源之地，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政治上的極化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已經掛上了鉤。自然，選民就會去尋找導致不平等的背後因素，於是被兩黨精英階層和知識階層鼓吹的優績主義就成了宣泄不滿的渠道。(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