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新上任的總統約翰·肯尼迪邀請鮑林到白宮，並向其承諾支持禁止核試驗210。美國和蘇聯於1963年8月5日正式簽署地麵核試驗禁令。兩個月後，萊納斯·鮑林又接到了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這次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從現有的公共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11，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自始至終都清楚，任何方式使用核武器的行為都將造成公共衛生災難212。然而，艾森豪威爾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國防部進行的所有輻射研究都對公眾進行了保密和誤導。1955年，第一座核電站的建立，將核研究這層麵紗延伸到民用領域。
近四十年來，所有關於輻射對公眾健康影響的信息都有嚴重的偏倚。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及其下屬的核管理委員會將隱藏如山的數據，進行混淆或歪曲後再進行發布。政府和民用核工業和核電站的雇員將被迫簽署保密協議，違反這些協議將構成以叛國罪或間諜罪起訴的依據。獨立研究低水平電離輻射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科學家會受到詆毀，他們的聲譽也會受損。而且，說實話，他們的研究經常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幾乎無法獲取到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關鍵數據。
在20世紀剩餘的時間裏，美國公眾對一切放射性物質表現出極度的恐懼，但又欣然接受發射微波的烤箱和手機以及核威懾的概念。公共衛生科學在諸如安全暴露劑量、累積劑量效應、輻射劑量閾值理論、核電站的相對安全性、不同類型和波長的輻射所造成的不同損害或處理，和儲存廢核廢料的適當方法等基本概念上，基本上找不到合理的定義，甚至無法達成共識。
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最終解密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核管理委員會的許多舊文件，猶如打開了一扇可怕的人體試驗的窗戶，這些試驗大多是由在美國主要的教學醫院工作的善良的平民醫生承擔的，他們基本上不清楚自己行為的風險和道德問題。213針對一些公共衛生問題所開展的試驗和對結果的掩蓋無疑是不道德的。214這些恐怖的真相隻有在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蘇聯解體後才能被揭露。到20世紀末，公共衛生輻射場仍將是高度極化和矛盾的話題。215